郧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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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郧阳府是明朝成化十二年开设的,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时期才废止。它经历了半个明代和整个清代时期,共生存了435年,跨越4个多世纪。设府前,在我国长达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境内从未建立过相对完整、统一的郡府建置,所辖地是分散隶属于周边郡府的,比如汉代今天的郧县等地属汉中郡、丹江口市则属南阳郡;宋代郧县等地属均州,房县、竹山等地属房州,上津属商州;元代辖地属襄阳路(河南行中书省)与兴元路(陕西行中书省)等等。

  那么,为什么恰好在明代中期要设立一个郧阳府呢?这之中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呢?

  诞生前夜的风暴

  明朝中期以后,政治腐败,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吏治败坏,土地兼并剧烈,又时逢连年灾害:水灾、旱灾、蝗灾等灾害频繁发生。种种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造成明朝中期以后大批农民失田失业已到达无法维持生计的边缘,成批成批的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流民遍及全国。流民问题成为明朝中期以后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荆襄地区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流民聚集区,破产的农民如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进,流民人数骤增到一百五十多万。今之十堰市地处荆襄地区西北部,元朝至正年间这一带就已有流民聚此,当时官府将这一带作为封禁区,是不许百姓迁入的,但是直到元朝灭亡也莫能制。明朝建国初,朱元璋延续元制,对荆襄地区仍实行封禁政策,曾派遣卫国公邓愈率兵到房县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明朝最大的封禁山区就是以今之十堰市为中心的荆襄地区。荆襄地区泛指湖广、河南、四川三省结合地,大约西起终南山东端,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东北到伏牛山,南到荆山,这里山峦连绵,川回林深。

  大批流民为什么选择荆襄地区?这是由于当时该地区人烟稀少,容易获得垦地。同时这里的气候介于南北方之间,比较温和,雨水适中,既可以种水田,也可以种旱地。这样的自然环境,南北方人在生活上、劳作上都易适应,因此流民把这里当作理想的归宿地。

  明代的《大学衍义补》说:荆州、襄阳、南阳三府兼有水路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於此者比他郡为多”。历朝统治者又为什么要对该地区实行封山政策呢?简单地说,就是“恐流民聚众闹事”,坏了统治秩序。朝廷采取强令驱赶和强制遣散流民还乡的政策,其结果导致朝廷封山与流民反封山的矛盾空前激化,终于酿成历史上有名的二次荆襄流民大起义。

  惊天动地的起义风暴,有史书称为“荆襄流民举事”、有的则称之为“中国古代流民起义”等。总之,是“风暴”催生了郧阳府的诞生。

《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等史料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春,首次荆襄流民起义在今十堰市房县大木厂爆发。领导起义领袖叫做刘通。刘通是河南西华人,因为曾双手举起县衙门前的千斤石狮,人称刘千斤。早年因劫邓州李姓富豪,遭官家追捕。正统年间流亡到襄阳、房县一带的山区谋生。成化元年四月,他树起起义的旗帜,得到广大流民的拥护和响应。起义后,刘通自称“汉王”,义军从数万人迅速发展壮大到数十万人,以湖广西北部为根据地,攻略河南南阳,西抵陕西汉水西岸,东及湖广蕲黄之境,声势之大为明朝建立以来前

 
所未有。

 

  起义一爆发,即震撼明王朝。朝廷为了镇压起义,在成化二年(1466)急派湖广总兵李震、王恕等率军进山围剿。义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房县梅溪等处多次大败官军,并杀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其势益张”,不能制。

  同年底,朝廷又增派大军前往镇压,刘通被迫率义军转移,到了寿阳,本欲退入陕西,保存实力,但被官兵扼其要道,结果途中遇阻。经过两天的激战,义军失利,刘通被俘,并被解押到京惨遭磔刑,第一次荆襄流民起义就这样被血腥地镇压下去。

  但流民与官府的矛盾没有丝毫缓解。其后荆襄地区又连续几年发生旱灾,荆襄一带流民屯结如故,流民入山谋生者近百万人。朝廷闻奏,又拟捕之,遂又引发了第二次荆襄流民大起义。

  成化六年(1470),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叫李原,自称“太平王”,任命总兵、先锋官等,转战于襄阳至南漳、南阳至内乡、西安至渭南等地,流民响应者达百万,这是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流民起义,声势浩大。朝廷再次震动,疯狂镇压。成化七年(1471),李原率领义军转移到竹山在渡河时遇到洪水,此时又与官兵遭遇。官兵趁义军“半渡截击”,结果义军遭受沉重打击,李原等同为官兵所擒,不少义军被淹死,第二次荆襄流民起义再次被残酷地镇压。

  风暴催生的郡府

  两次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起义被朝廷武力残酷镇压下去之后,荆襄流民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成化十二年(1476),河南歉收,饥民又是潮水般地涌进荆襄地区,“入山就食,势不可止”, 流民复聚如故。采取强硬的封禁政策与措施,朝廷担心又会激发强烈地反抗,因而被迫寻求武力镇压以外的策略与措施来治理流民问题。

  其实,当时统治阶层内部的有识之士不乏已有较为切实的治理流民问题的策略与措施,如祭酒周洪谟曾著《流民图说》曰:“东晋时庐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设松滋县于荆江之间;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隶于荆州,南雍州隶于襄阳,垂千余年静谧如故。以前代处置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可惜这一见识未及时疏奏于上,后来该见识,辗转为大理寺正王君轼、监察御史薛为学、右都御史李廷用见知,认为“斯说甚善”。遂撮其大意上奏,宪宗从其议。

  成化十二年五月,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原杰以抚治荆襄等处名义前往襄阳处理流民问题,抚治流民。原杰到任后经调查走访认为,应该采取怀柔的按抚政策以处置该地区流民问题。主张撤除禁令,允许流民在山区附籍为民,开垦荒地,永为己业,设立专府,把流民纳入版籍,征收赋税。随后拟议:因原襄阳府辖之郧县地接河、陕,路通水陆,居竹山、房县、上津、商洛诸县之中,为四通八达要地,奏请开拓郧县城,置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立郧阳卫,以之“控制其地,以永保无虞”。疏奏到达朝廷,宪宗诏示“如议行之”。

  于是在当年十二月朝廷决定将郧县从襄阳府之均州划出,升为府,定名“郧阳”。 郧阳府正式开设。湖广割竹山县的尹店新置竹溪县,割郧县的武阳、上津县的津阳新置郧西县。郧阳府统领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以后又增辖保康县。成化十三年,建都察院,为都御使行使抚治之衙门。原杰由襄阳移驻于郧阳,并推荐邓州知州吴远为郧阳府首任知府。

  郧阳府的设立,可以说是专为安置荆襄流民而为,也可以说是荆襄流民为争取生存权而进行长期生死斗争的成果。郧阳府的设立对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流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抚治、安置。该域以后再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流民举事、起义。同时,客观上,郧阳府的设置也为后来的郧阳地区、乃至现今地市合并后的十堰市打下了统一的地市级行政区建置的基础。

  可见,郧阳府是在荆襄流民起义的风暴中孕育,是荆襄流民起义风暴的产物。

  府名来历之说

  郧阳府,何以称之为“郧阳”呢?简单地说,是因为府治设在汉水北岸的郧县县城而得名。

  那么郧县的“郧”又是如何而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颇为复杂。

  关于“郧”的来历,历来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来源于陨石。有人说,从前这里因有陨石坠落,人们就把当地叫做“陨阳”,以后本地人又把“陨”字换了偏旁,写成“郧”字,这就是郧阳名称的来历。

  第二种说法认为来源于伍子胥之名伍员。有人说,伍子胥为报大仇,从吴国借得雄兵伐楚,听说楚王在郧县即位,遂领兵到郧县,而楚王又逃亡房陵。于是伍子胥就在郧县屯兵。伍走之后,人们为怀念他,便将他的名字“员”命名此地。后来人们在“员”的右边添了一个“邑”,“邑”作为右偏旁写作“阝”,因此“员”就变成今天所见的“郧”。

  第三种说法认为来源于“郇”与“郧”字形相似。[清]《陕西通志》、[清]《湖北通志志馀》、《史记地名考》等等文献均有记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郧关”,《集解》徐广曰:“按:汉中。亦作‘狥’字。” “狥” 亦作“郇”,“郇”与“郧”相似也。

  第四种说法认为来源于《史记》假借。有文章讲,“郧阳”语源于《史记》中的一次用字假借。其根据音韵转化考查郧阳的“郧”字,认为系由洵阳的“洵”字读音转化而来。

  第五种说法认为源于移民。有文章讲,郧阳为古庸麇二国所在地,今湖北安陆为古郧国所在地,庸麇先被楚灭,郧后被灭。郧灭时,其贵族被迫迁移故麇国(主要指今郧县地)地聚居,该地以后便命名为郧关,从此地名有“郧”。还有人说,春秋时郧楚蒲骚之战之后,被灭之郧国遗民被迫北迁移到今郧县,因此该地以后就有了“郧”。

  第六种说法认为源于古郧国。古文献如《水经注》曰:“汉水又东迳郧乡县故城南,谓之郧乡滩……《地理志》曰:‘有郧关,李奇以为郧子国。晋太康五年立为县。’”持相同观点者还有《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陕西通志》等。今天持类似认识者也大有人在,如《辞源》对“郧县”作注说:“郧县,属湖北省,本郧子国。”再如《楚灭国考》曰:郧国是自妘姓郐国分出的一支,因不愿臣属商朝,便以姓为国,向南迁至今湖北郧县。郧国在周初受封为子爵之后,乃去姓妘字的女而加邑旁,成为云阝 子国或郧子国。

  以上各说,我们认为,第一种说法在文献上不可考。查阅诸多历史文献,包括《郧县志》、《郧阳府志》、《湖北通志》等,未见有发生在郧县的陨石现象的记载,也无郧阳称之为“陨阳”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不可能。伍子胥借吴兵伐楚是春秋末期的一件大事,《左传》、《春秋》、《史记》等等正史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仅从楚昭王的逃亡路线看,昭王当时是不可能跑到今郧县来的。昭王迫于吴兵攻破国都,先是涉过沮水(即睢水),渡过长江,而后进入云梦泽中(当时云梦泽跨长江南北),在江南遭到攻击感到不安全后,又渡过长江,到江北安陆故郧国地避难,此时的故郧国地已沦为楚县,昭王又害怕故郧国之旧贵族势力对他复仇,因此又逃亡到近旁的随国(今随州一带)。此地距长江不远,昭王当时从江南渡长江到这里避难完全是可能的。然而昭王从江南渡过长江就立即逃到遥远的鄂西北郧县,又从郧县去房陵再向东南长途跋涉到随州,这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第四种说法不可信。“郇”与“郧”是否字形相似或笔误;“洵”与“郧”是否可以在语音上通假,且不论。在此仅考查二者是指同一地方,还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据《前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西汉时今之十堰地属汉朝的汉中郡。汉中郡辖12个县,其中同时包括有“洵阳县”与“锡县”、“长利县”(锡县与长利县为今郧县辖域)。在“长利县”下注有“郧关”。可见,汉代时期“洵阳”与“郧”就已经是不同的地方,二个地名。“洵阳”与“郧”从汉代至今是并存的。因此,“郧”由“郇”、或者“郧”由“洵”从字形字音转化而来之说不太可信。

  第五种说法不合理。楚兼并某国后,往往设其为楚县,这是楚之创举。蒲骚之战以后不久,楚灭郧也将其地立为楚县。郧是在麇国灭亡之后而亡的。就是说郧灭国时麇国故地已为楚县。郧遗民如果要躲避楚,怎么可能从楚的一县迁移到楚的另一县就能避楚了呢?再有楚对被兼并之国的遗留势力,为了防范,往往是将其从不易控制的地方迁徙到易控制的地方,麇国、罗国等等方国无不如此,那么楚怎么可能单单地将郧国遗民迁到与己抗衡的秦、晋两大国近旁,这好控制吗?这太不合情理。除非有一种可能,即郧县早先是郧国人的故地之一,这就另当别论了。

  关于第六种说法,我们认为是可信的。郧县一带曾经为郧国,大量古籍有记载,今人也有考证。据《十堰方国考》一书所考,郧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方国,历经尧舜禹、夏商至西周末,早先一直活动于今河南新郑县一带,其后裔的一支曾一度迁移到今湖北十堰市郧县一带,再而后又迁徙到今湖北安陆一带。最终于春秋时期被楚国所灭亡。郧国在郧县活动的时期应在《左传》桓公十一年之前,因为之后的郧国已地处安陆一带并在此灭国。

  由上分析,我们认为,郧县的“郧”、 郧阳府的“郧”应该来自古郧国之“郧”。

  至于郧阳之“阳”是怎么来的,问题则要简单得多。关于“阳”,我国古代地名命名有个习惯,“水北为阳”、“水之南为阴”。比如洛阳市,因地处洛水之北,故名;咸阳市,渭水北,故名;又如淮阴市,因在淮水之南故名。因此,郧阳之“阳”就是因府治所在地郧县城地处汉水之北而得名。

  所以,郧阳府府名是取府治所在地郧县城的“郧”与汉水之北的“阳”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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